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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不在你/王妤娴专栏】

我们的社会是个“支持强暴”的社会。

这句话想必让很多朋友不以为然,甚至感觉到不舒服,但这是我这些年来处理性侵案件的感受。

对于性侵及与性暴力相关的案件,我们的社会充斥了很多迷思,有一些迷思,根深蒂固地植在我们的脑里,使我们带着有色眼镜去看这些受暴者、倖存者,将所有的责难都放在她们身上,并合理化施暴者的行为。

这 些迷思包括“女性喜欢性暴力”,“只有某些女人才会被强暴,良家妇女不会被强暴”,“强暴不是严重罪行”,“强暴主要的动机是性欲的满足”,“有些强暴罪 行可以被谅解”,“未婚女性一旦被施暴,身价立刻下降”,“施暴者通常都心理不正常”,“妇女有责任防范被强暴”,“在性关系上,男人需对女人略施压 力”,“女人说不要的时候就是要”,“女人被性侵犯是种羞辱,最好不要向外张扬”。

强暴经过理性选择

以上的迷思,造成了三大不良影响。

第一、强暴迷思为性暴力提供多种似是而非的解说,为性暴力提供“后盾”,使施暴者相信“强暴无罪”、“强暴有理”,间接支持与鼓励男性对女性使用性暴力。

最 经典的“男性是用下半身来思考的,他们无法控制自己的性欲”。因此,强暴/性侵案发生的时候,才会有“因为她长得太美丽了”,“谁叫她的身材那么惹火”, “一定是因为她的穿着太暴露,男人忍不住”,“如果她不跟那人出去,就不会被性侵犯”。以前,有几位男性朋友告诉我,他们的社交圈子有一个潜规则,如果女 性朋友请他们到她的家,而且当时家里没有人,那就表示他们可以为所欲为。

这些迷思让社会给予施暴者更多包容。它的逻辑就是:正常的男人不会强暴女人,施暴者通常心理不正常,这些施暴者一定有很坎坷的过去,可能他们亦是受害者;强暴通常是见色起意,并非事先策划好的。

但很多案例证明,许多强暴案事先已经被策划,施暴者选择了强暴对象,强暴是经过理性选择的。一些施暴者的确有坎坷的过去,他们或许有心理障碍问题,但是,他们仍须为强暴付出法律代价。

事 实上,一些施暴者(尤其是约会强暴)都有一定的社会地位。他们可能是一间公司的高级职员,他们可能是专业人士(医生、律师、老师),他们可能是很优秀的高 材生,拥有很好的家庭。这样的地位,让他们更容易找到强暴的对象。在迷思弥漫的社会里,他们很清楚,拥有更高社会地位的他们,比被施暴者更具说服力。一位 被医生强暴的案主,曾经告诉我“我的朋友不相信我的话,他们说我一定是因为报复才诬赖那个人”,另一名朋友甚至说“反正他的条件那么优秀,赚到了咯,没有 关系啦”.

这不但为施暴者提供了支持/合理化他们暴行的环境,亦让很多被强暴、性侵的受暴者,陷入完全的自责,没有办法从创痛中走出来。

执法系统支持不足

第二、强暴迷思严重影响执法人员的态度及行为,导致后者无法了解当事人的处境及感受,不能处理敏感问题及程序。

即 使强暴案确实发生,在警察局 / 法庭上:一、如果当事人没有及时报警,她必须提出足够的理由,为什么她没有立刻报警。二、她必须证实自己曾竭尽所能,企图逃脱,最后,身体受到不小的创 伤。三、如果不是法律定义的强暴(Statutory Rape),当事人必须证明自己没有同意(Consent)发生性行为。

处理了那么多强暴/ 性侵案件,大约只有1%是事发后,立刻报警及寻求专业机构协助介入。另外的10%,因为受不了施暴者一再的威胁,告诉了信任的人,在他们的鼓励之下才寻求协助,这可能是一个星期、甚至几个月或几年后的事情(这还不包括近亲的性侵犯案例)。

除非当事人在被强暴前,已经对报警程序有很清楚的了解,事发时又刚好有人立刻提供援助,否则要在强暴之后立刻报警,或要求受暴者清楚记住陌生施暴者的长相,是强人所难的事。

想 象一下,如果你被一个人用尽羞辱的方式,在你不同意的情况下,强行的侵入了我们必须保持“圣洁”的身体。我们失去了对于自己的身体、生命的控制,进入无尽 的惶恐。事发之后,我们只想立刻离开现场,回到安全的地方,躲起来。身体充满了施暴者的味道,我们觉得身体肮脏无比,回到家,正常的反应就是立刻进入冲凉 房洗涤,一刻都不能忍受那个味道残留在身体内。我们需要时间,来处理我们的惶恐。我们是那么的被迷思所捆绑,要我们报警,说自己被强暴,这需要多大的勇 气,所以我们静观其变,看一看身边有没有支持的力量。

即使有证据证明强暴发生了,当事人必须向法庭证明,他们有竭尽所能、企图逃脱。否则, 这一切将被辩护律师称为当事人同意发生性行为。记得,去年香港的论坛,有人曾说过“你应该拼死反抗,去保住你的贞操,即使你可能因此而死去。”,但是当事 情真的发生的时候,很多当事人想的是我怎么样可以保住我的性命,让我可以活下去。这是作为一个人最正常的反应,不是吗?

约 会强暴,让当事人难以启齿,不敢举报,因为,没有一个当事人会认为发生这样的事情,不是自己的错。法庭上,残酷的问话,往往就是“你为什么要和她出去” “为什么你要去他的家”。迷思让我们不愿意去看清一个事实,那就是,即使是一个女人愿意与你接吻,甚至拥抱,只要最后的一刻,她拒绝而你强硬侵入,那仍然 是强暴。

司法审讯过程中,受暴者重复的扮演“受害者”角色,在许多情况下,她们还得一再的重述强暴事件的细节,这对于许多受暴者,是再度、三度伤害。许多执法人员深受强暴迷思之误导,因而对受暴者,即使没有百般刁难,也是半信半疑。

曾经处理过而仍然在审讯中的案主,每一位都问过我“如果你是我,你会选择走这样的路吗?”没有一个不曾崩溃的说过“为什么每一次我以为我可以重新开始,我就又要面对法庭、辩护律师的责难”,她们问过“被性侵的人是我,为什么他们问我话的方式,好像我是犯人一样”。

一 位案主因为不记得施暴者的长相,被警察指责“他掐住你的颈,强暴了你30分钟,你居然不记得对方的长相?”最新的一个案例,被强暴之后感染了没有办法根治 的性病,她告诉我,“因为这个病,我不再是一个完整的女人”。最后一次的对话,她说“我不要继续寻求司法公义了,我累了”。

因此,很多当事人,不愿意冒险接受这样冗长、残酷的司法考验,自取其辱。

内化社会的道德审判

第 三、社会大众对强暴迷思的接受程度,让受暴者将之内化,这两者的互动,经常加重受暴创伤,减低社会支持,而延缓受暴者的心理复建过程。我们的社会仍然重视 “贞洁”的文化,我们那么样的要求“好女孩”的标准,被性侵害/强暴,是仅次于死亡的恶梦。死亡是肉体的,可是强暴的创痛却是一种凌迟。当事人少则数月, 多则数年——对有些朋友——这样的伤害可能一辈子。

强暴的迷思倾向于将责难都放在受暴者的身上,没有一个受暴者会认为被强暴,自己没有错, 而一直的责怪自己。更甚的是,整个社会与媒体朋友常无意间对这些受暴者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道德审判。当社会大众,尤其是受暴家属,接受强暴迷思而将之表现 在与受暴者的互动中,常令她们感到四面楚歌。内化的后果,将令受暴者自贬与自弃,而可能决定拒绝接受及寻求社会支持与专业辅导。

以上种种,使我们共同制造支持强暴的社会。

强暴是权力的操纵

有时候,不禁感慨,也可以接受,为什么很少人愿意报警,甚至不愿意讲出来。因为当事人觉得别人不会相信她,可能她也认为被强暴是她的错,更怕讲出来之后别人都怀疑她,让她万劫不复。那么,我们又怎么能要求她们讲出来?

理想的强暴受暴者的例子,案情应该如下,一个人品毫无瑕疵的处女在星期日早上从教堂回家的途中被陌生人强暴,刚好有个身穿制服的警察巡逻路过,当场逮捕作案的歹徒。报警,将受暴事件说出来,有多难?

苏珊布朗米勒在她的著作《违背我们的意愿》说:强暴是男人使女人处于恐惧的一种有意识的过程。

罗灿煐、陈若璋整理的《听听身体唱歌》说:性侵害/强暴事件不只是牵涉到“性”的问题,重要的是其动机来自于权控:强暴只是手段,权控是目的。起因为性别角色的刻板印象——男强女弱、男尊女卑、男优女劣之二元对立的性别角色社会化的结果。

施暴者要的不是性,而是享受掌控另一个人的生命权,让她感觉到害怕、羞辱、以各种形式入侵了他人的身体之后得到的那种权力、控制。

被强暴/性侵犯,是一种尊严被践踏,肉体被凌迟的过程。发生这样的事,我们对于自己的生命完全失去了掌控的权力,我们对于自己所处于的世界、环境完全没有安全感。

发生这样的事,当事人不可能再如以前一样的过自己的日子,一切都不一样。那种对于黑暗的恐惧,那种对于身边一切的恐慌,没有经历过的朋友很难理解。

但是至少,我能不能期许,我们可以检视社会所充斥的强暴迷思,不被这一切所蒙蔽,而对他们,他们的家属造成一次又一次的伤害。

http://www.merdekareview.com/news/n/14688.html

2010年7月6日,本南支援组织(Penan Support Group)、亚洲论坛(FORUM-ASIA)及亚洲原住民女性网络(Asian Indigenous Women’s Network,简称AIWN)于国会推介砂拉越州本南族女性遭性侵害事件的独立调查报告,揭露再有七名本南族女性遭当地伐木工人性侵害的新个案。

对此,砂拉越总警长莫哈末沙烈受询时大发雷霆,驳斥警方隐瞒事实的指责。他说:“如果确有其事,请来警察局报案,以便我们可以调查,而不是到国会发表报告及形容警方没有效率。我认为这是不正确的。”他说,警方至今没有接获任何受害人或其他人的报案,很多时候不是警方不尽力,而是性侵犯受害者不愿意合作。

2010年7月9日,砂拉越土地发展部长詹姆斯玛欣(Dr James Masing)建议警察向法庭申请庭令,逮捕那些不愿意合作的性侵当事人,并向发表报告及声称拥有证据的非政府组织成员录口供。

房屋与城市发展部长阿玛阿邦(Amar Abang Johari Tun Openg)表示,他担任本南事务部长的时候,从没听过比南被性侵的案例,他不明白为什么现在会发生。

所有的官方回应都在质问,“为什么她们不报案”,“为什么我从未听过这种案例”。

是的,为什么她们不报案?请站在她们的立场,为她们想想。

遥远的警察局

没有到过砂拉越内陆地区的朋友不会明白,乘搭警察的直升专机到这些地区的上述大官人士更不可能明白,这些被性侵的当事人要报警,有多远、多难。

2009年11月我去的这个地方,从美里到乌鲁峇兰(Uru Baram)的本南族村庄,需要乘搭四轮驱动车,经历约七小时的车程。然后,转乘小船,航行约一小时,才抵达目的地。若适逢河床太浅,我们必须步行约二小时。乌鲁峇兰村庄与世隔绝,没有任何通迅设备。

如果,我在这村庄的一个夜晚,不幸的被性侵犯,而我想要报警,希望警察将施暴者绳之以法,那么我必须历经重重波折。首先,我必须乘搭小船,但条件是小船有足够的燃油,然后可以驾驶船的村民没有去森林狩猎(村民狩猎需要离开村子几天),或者沿河走出乌鲁峇兰。

小船将我送到最近可乘搭四轮驱动车的道路,我就必须在哪儿等待,等待有一辆伐木公司或载着游客的车子经过,然后送我到最近的警察局,幸运的话,我只需要等一至二个小时,否则半天可能就这样过去。

我必须缴付至少一百至二百元给四轮驱动车,而这辆车很可能是伐木公司所拥有的。上车后,至少要三小时车程才到达最近的警察局。如果警察局接受报案,就算是顺利。但是,要到有调查官的警察局录口供,可能需要另外一至二个小时的车程。

当然,我可以选择走路。村民告诉我,从这个村庄走到最近的警察局,可能需要走两、三天的路,这意味我必须带着悲痛、伤痕累累的身心走这么遥远的路,晚上必须睡在森林里。

忘了告诉大家,警察、医院对于性侵犯新案件(Fresh Case)的定义是,事情发生之后72个小时内必须报警,在这样的条件下,你觉得我有可能做得到吗?

如果换成是你们,你们会愿意报警吗,尤其是在刚经历创伤之后?

所有居住在内陆地区的本南部落都面对同样的问题,即警察局远在天边,这是可获得服务(Accessibility)和交通费高昂的问题。

不是不想去,是去不到。即使去得到,还必须解决语言不通的问题;有些当事人连身份证都没有,如何报警?

就因为这样,很多时候,被揭发的案例,都不是新的案例,而且可能已经过了很多年。

所以,不是他们不要说,而是不知道向谁说。

不平等的依赖关系

除了警察局遥不可及外,另一个不报案的原因是,在社会服务不及的内陆地区,本南族不得不依赖伐木公司,伐木公司利用这种不平等的依赖关系,控制和剥削本南族。

伐木公司的车子是唯一与外界联络的交通工具,孩子上学、村民去诊疗所及医院、到比较大的城镇办理孩子出生证明、身份证都必须靠这些车子。

伐木公司很清楚,本南人因为距离、贫困,而没有申诉的管道,因此可以尽其所能剥削他们,即土地剥削、森林木材掠夺,还有与性侵犯同等严重的性剥削。

这一切,不是你情我愿,这是有规划、系统的性剥削。而且请不要忘记,施暴者所犯下的罪行不只是性侵、性剥削,其中包括了殴打、拐带、逼婚、家暴及威胁。

我 遇到的所有个案都曾被施暴者恐吓,施暴者威胁和伤害个案及其家人,用这样的方式逼个案“嫁”给他,在剥削完毕或案主怀孕后,就将她们抛弃。有些甚至公然走 进村子强夺女孩子,将她们带到宿舍去。他们之所以任意妄为,原因只有一个,长期以来形成的不平等关系,使这些员工相信,他们可以肆意掠夺和侵犯本南人。

政府和警察对本南人有偏见

即使本南人排除万难,抵达警察局报案,政府和警察对本南人的偏见使性侵犯案子难有进展。

砂拉越政治人物一再否认这些事件,他们将责任推给本南人,“她们容易被骗,被利用来破坏政府”,“她们很会说故事”, “这些不负责任的外国及马来西亚非政府组织妒忌我国的发展。我们在油棕业的成就使我们成为全球最大的棕油输出国。”

这些偏见,导致我们的社会根本无法为这些朋友营造友善、支持的空间,让她们可以选择报警或至少举报这样的事件。

报警的后果:骚扰和销案

接着,是否如上述政治人物所说,报警后性侵害个案就会争取到公道?实际的经验让我们感到挫败。

2008年,两个不信任当地警察的倖存者,选择来吉隆坡报警、录口供。当时,她们住在我们的中心。每一次,警察叫我们到警察局,我们不曾拖延,除了有一次,其中一个孩子的小孩病得很严重,我们必须改期。

后来呢?警察宣布,这两个案子陷入了死胡同,因为她们不愿意合作、证据不够。

其 中一个,没有办法提供侵犯她的人的资料。但是,警察已经为她被侵犯后所生的孩子进行了脱氧核糖核酸(DNA)检验。另一个,警察的说法是,所谓侵犯她的 人,是她的“丈夫”。的确,大部分被性侵后的女孩,都因为恐惧和羞耻而被逼“嫁”给施暴者,这就表示这些施暴者不需要为他们的暴行负责?

更甚的是,当这两名女孩报了案,他们的家人和村子里的人受到了伐木公司及警察的骚扰,导致他们的家人必须躲到森林里住一阵子。

当 她们从吉隆坡回到村子的时候,其中一名女孩的“丈夫”消息灵通,立刻就出现,将这名女孩与她的孩子们带走。女孩在施暴者“丈夫”的陪同下,到警察去撤销之 前的警察报告。听孩子的父母说,那一天,施暴者“丈夫”是与一名警察来到他们的家将女孩带走的。而警察就这样让她销案,没有考量她或许是在被逼的情况下做 这样的决定,警察没有对此进行调查。

不久后,这名女孩与施暴者来到另一个女孩的家,要求她做同样的事。因为很担心继续被他们骚扰,结果另一个女孩必须和她才一岁的孩子躲进森林里。

砂拉越的一名朋友告诉我们,当时陪同这两名女孩来吉隆坡报警的翻译员,执法单位不停的骚扰他,导致他和他的家人必须离开之前住的地方,躲起来。到今天,我们还没有他的消息。

不愿报警,错不在你

你们不应该问“为什么她们不报警?”你们应该问“为什么她们要报警?”

请看看,报警之后,这些孩子们所受到的对待及付出的代价,为什么要报警?

而且不是每一个愿意将故事说出来的朋友都会报警,她们只是希望被看到、听到。再来,她们亦希望这样的悲剧不会再发生在其他人身上,如此而已。

报不报警,是她们的权利。但现在,政治人物居然建议警察向法庭申请庭令逮捕将故事说出来的人,岂不荒唐。

如 果我们的政府没有办法确保报警的当事人的安全,确保他们的家人不会受到无止境的骚扰及无理的对待;如果我们的政府没有办法为当事人提供拥有更友善的支援系 统;如果我们的社会仍然对于被性侵的本南朋友拥有那么多的偏见,那么报警的过程,最后绝对不是获得公义,而是循合法体制的凌辱和压迫。

我想我们没有资格、权力去责怪这些朋友为什么不愿意报警。无论他们是否经过报警、司法制度的考验,或者他们是“沉默的受害者”。

因为他们不但承受了被性侵犯、性剥削的磨难,也熬过暴行之后的每一天。他们能够克服这样的经验(即使仍然在努力),确实令人敬佩,而我们也应该敬佩他们。

不愿意报警,错不在你。

此文章刊登在独立新闻在线

http://www.merdekareview.com/news/n/14135.html

我见了辅导员

我在我另外一个部落上了简短版本。

在这里,比较私人的部落,上个比较完整的版本吧。

我们的中心,在我极力的说服下,从去年开始就和一位心理辅导员签了和约,让我们的社工员到哪儿接手专业的心理辅导服务。

其实,这对于从事这样的工作的我们,其实非常重要,否则我们会因此而因为情感转移,变成“替代性创伤”。可是,我从来没有去过。一方面,自己本身有经常上工作坊,而且去年若水老师来的时候,我已经处理了我的问题。我将机会都让给我其他的同事,直到我动手术的前一天。

我去讨论的问题是我想离开生命线,和我离开生命线的原因。

其实,我一直挣扎了好一段日子,关于我还应不应该留在生命线。

为什么?当然和我7年的感情有很大的关系。我一直是这么想的,如果我们的关系已经结束,那么两人一起留在生命线,其实是很尴尬的事情。尤其是,当我和他都有新的男女朋友之后,为了让我们的另一半安心,可能我们两个是必须有一个离开的吧。

后来,我们分开之后,其实在生命线的相处还是可以的。但是,如果其中一方的另一半是同一个中心的人呢?后来,我排除了这样的可能性。因为我想我们的对象应该不会是生命线的人吧?至少,我绝对不会考虑这样的人选,因为我需要顾及我们大家的感受。

我已经发展了另一个关系。记得,那天,2月的时候,他打电话来,我们谈得很愉快的。当他告诉我,他又另一个追求的对象时,我非常快乐,觉得这真好,我们都可以放下重新开始了。我相信我们都希望对方得到他的幸福。他一直对我说他很内疚,我说“不是你的错,是我自己选择放弃的”当他重复很多次,我还说“你好烦啦,你要好好的修啦”我们很开心的结束谈话,他还说千万不要让我的侯任男友吃醋、生气。

这样的快乐,在我知道他想追求的人是生命线的伙伴结束。就在我们的对话的两天后 — 当他告诉我那个她是谁。我第一句话,就告诉他我会离开生命线。他还告诉我生命线是很需要我的,我不应该为我们的事情而离开 — 因为这样的谈话,我更生气了。

这样的事情,没有人知道,除了常来我的部落的朋友QF。我很生气,生气的是,怎么可以是生命线的人,怎么可以不顾我的感受,和我们之后相处时的尴尬。

我写了一个短讯问QF到底什么时候回来,我说因为我要开始请长假了。QF觉得我的生气,是因为我没有放下,而没有考虑到我的尴尬的时候,他还被我狠狠地骂了一顿。

真的不会尴尬吗?至少哪一天,我到那女生值班的那一天,带一个义工培训的课程,那女生居然不敢正眼看我。虽然,我很清楚,是我拒绝和他继续我们的关系的,而且他一直努力到11月中旬,而我们之间的结束和她一点关系也没有。而她是我很喜欢、欣赏的一位义工,亦是我带过的其中一位学员。

我们的关系,从头到尾,生命线很多人都知道。虽然我们最后结束了,而且重新开始了,还是需要回答一些人的一些问题。而如果以后,他们真的开始了,我们3个人真的能够面对这样的状况吗?难道,不会出现有一个人必须离开的状况吗?我不知道。我在想可能我无法面对的是,当他们正式开始之后,我会常听到人家说他们两怎么样、怎么样了。而我亦不知道,我们3个人要用怎么样的方式在生命线继续生活下去。更何况,我和他同为培训员的一份子,接触的机会那么多,我们要如何去面对?

我去见了辅导员,除了告诉她我的生气,我亦告诉她,我更生气的是,我自己以宽恕及爱做我的助人工作的目标的人,居然会生气。因为我居然会对他选择了一个同圈子的人,那么的生气。因为我的生气,让我对现在的他很愧疚。

辅导员问了我一句话“你觉得他是故意要让你难过的吗?”我告诉她“不是,但是我很生气”

辅导员问我“哪你有问过他吗?”我说我已经没有接他的电话很久了,亦拒绝和他联络。

我知道我的生气和受伤不是因为对他还有眷念(其实很早以前就没有了),只是不能接受他要追求的对象是“她”。我认为,我们是那么多年的朋友,虽然我们不在一起了,但是知我如他,怎么会不顾及我的感受和我们以后的尴尬,而找一个和我们那么靠近的人,做为追求的对象。

我知道他不是故意伤害我的。我明白喜欢一个人是不需要理由的 — 我知道我放下我的生气,会让我们三个人都好过一点,但是我仍然很生气。为什么,偏偏就是同一个圈子的人呢?

今天,QF来了,问我好点了吗?亦谈起我新的关系 — 我仍然没有答案。

需要时间吧?更需要观察生命线人的反应。而我是否会离开,仍然没有决定 — 也许?

辅导员说本来嘛,生气是很正常的,因为我们都是人,有人的情绪 —

我抓住我的生气不放,其实对我是一点好处也没有的 — 我知道。放下我的生气,是爱自己的表现 — 我知道。可能,我需要一些时间来接受及观察吧。可能,如果生命线的朋友的反应不那么的强烈,我发现我的顾虑其实是多余的,我就可以继续留下吧。我想我生气的原因,更有可能是因为我会因为他这样的选择而必须离开生命线吧。

原来,我的“分手,亦要祝你幸福”是有条件的,希望我能早日超越我的恐惧(生气),回归我的本质。

自从我2000年到台湾游学的时候,以助理的身份参与了我的一位老师“吴就君”的性侵害幸存者的治疗团体,并曾经在高雄县性侵害防治中心,待了一下下。

我就很希望有一天,我可以在马来西亚成立一个以帮助性侵害幸存者为主要目标的团体,其中当然包括他们的家属。我总觉得,我们在这一块,做得太少了。

虽然,我现在服务的中心是以家庭暴力为主要的导向,但是仍然无可避免的需要涉及协助这样的受害者。因为我的私心,我都把这样的案子“包”了下来。现在,即使在生命线,通常这样的案例都会转介到我这一边来。

我一直认为,我们除了要关心受害者,我们更应该关心他们身边,陪伴他们一起走过的人。毕竟,发生了这样的事,承受痛苦的不仅是受害者,更包括了觉得没有能力保护她,很愧疚的家人。

如果,受害者是很小的孩子,我们更要关心并协助他们的家属,因为只有他们是孩子们的依靠。而他们如何面对这样的事件,对于孩子们以后的康复,有很大的影响。

很多时候,因为家属亦承受了重大的伤害,不知道如何去面对,因此他们的反应亦对幸存者造成了莫大的伤害。而他们亦是间接的受害者,他们亦需要帮助。唯有这些“重要他人”能够积极、正向、幽默、体谅的加入幸存者的奋战过程,幸存者的生命才得以顺利的蜕变。

当年我从台湾回来的时候,在书店发现了一本新书《复原路上我和你–重要他人陪伴手册》,当然后来也买了英文版本《Allies in Healing: When the person you love was sexually abused as a child》。幸好我买了,因为,很遗憾,那么多年了,中文版在马来西亚仍然找不到。

这本书,让我们更了解幸存者的状况,包括--这件事对他的影响;为什么有时候他会在关系中退缩;重要他人如何面对自己的挫折;危机处理(尤其是当幸存者往事瞬间重现《flashback》的时候);如果是情侣关系那么《性》会是必须处理的课题。

原作者: Laura Davis
譯者: 楊大和. 陳仕佳. 徐雅菁

復原路上我和你 這本書是為著性傷害倖存者的「重要他人」(配偶、家人、朋友等)而寫的,是幫助大家了解倖存者的痛苦,並指引所有的重要他人如何成為治療路上的好夥伴,與倖存者站在一起走過創傷暗夜。

全書分二大部份:(1)回答重要他人的問題;(2)重要他人與倖存者相處的心路故事。

11月17-23日,我上了6天的工作坊,那6天有很多感触与想法 — 但是因为我最近的时间都排得满满的,没有时间消化这些想法,将他化为文字。

我想要等到12月16日之后才可以出炉了 —

现在先将一部分放上来吧 —

危机处理工作坊,对于自己生命中的一次危机事件的画

我先画小孩子,本来她拥有很多东西“智慧、爱、珍惜生命、关怀,对生命有很多想象”

(在小孩上面的圈圈)。

突然来了两个大闪电,将小孩所相信的一切都摧毁了。

以后,小孩子就把自己包起来了。

她总是觉得外面有很多眼睛在看她,因此她要学习坚强、学会将自己的心藏起来,不让人家发现、最好自己也看不到。

但是小孩仍然固执的相信“生命有爱,就有希望” –空白的部分代表生命的无限可能,而阳光代表生命的爱与希望。

远方的一棵大树上有一个装着爱的信封 — 小孩希望寻找及发现的信封。

多年过去了,小孩子长大了。小孩遇到了很多人、事、物,从中找到了自己的方向 —

因此小孩偶尔愿意走出自己的天地,与其他的生命连接(青色的足迹)。

虽然有时候,小孩子还是回到自己的天地,但是她相信爱从来就没有离开过自己,只要你愿意发现。

小孩送给自己的礼物“勇气 & 坚强”

**********************************

转化的画

长大的小孩现在相信生命有爱,她拥有很多的能力及能量。

发生了的事情就是发生了,我们不能骗自己他们从来不存在。

生命中的成长,就是不断的去检视自己生命中的学习,不断的去了解、发现、释放、重新选择我们对他的诠释。

小孩拥有一把锁匙,随时可以打开自己的生命之门。

看自己的过去,他们给小孩带来的珍贵礼物,虽然小孩曾经为了这些礼物付出很大的代价,可是因为如此小孩更了解生命的可贵,更能体会及珍惜这样的过程中所带来的成长。

只要她愿意。

一次幸福的机会

一次幸福的机会
刘若英

在那么有限的生命中
能被所爱的人深深爱过
或许不该再奢求再怨什么
世上的遗憾本来就很多

在艰难的说了再见后
你真的不该再紧紧抱我
刚才还能体谅的放开你的手
不代表我就够坚强洒脱

我们曾有过一次幸福的机会
当玫瑰和诺言还没枯萎
别说抱歉我不后悔
曾经逆风和你一起飞

我们曾有过一次幸福的机会
似乎就要拥有爱的完美
你说别哭我说不哭
然后我们都流下了眼泪
http://music.51flash.com/detail/120288.shtml

我当天晚上收到他的一则短讯“——-祝你幸福快乐”。我回了他一则“谢谢你,也祝你幸福、快乐”

我想当失去了关系的承诺后,仍然能够祝福我们爱过的朋友“幸福快乐”,是很幸福的事情,不是吗?

我带的第12届义工储备培训课程,当天我的其中两个伙伴,出来做助人历程的示范。谈的是关于“想要找个男友及面对家人希望她能结婚”的事件。看到她真情流露的示范,我内心有很大的感触。

她让我想起6月的时候,当他想我提起我们恢复朋友的关系时候的短讯。

他会有这样的想法,是因为他没有想要和我结婚的冲动。觉得这样拖我好像不太负责任。 

后来他后悔了,尝试挽回,可是我没有正面的回应 — 时间是可以带走很多感觉的。感情很多时候更经不起时间的冲击。没有完整的句号,我又没有将之变成能够延续的逗号的信心,留下的是很多问号吧?尤其是对于认识我们的辅导界、生命线的朋友们。

但是我的心理是很清醒的,7年的时间已经太长了,而且当中还经历一次分手,我们才继续在一起的。如果我们在重新一起的1年6个月都没有想过结婚的事,再继续应该还是同样的结局吧?如果是这样,我所能为他和自己做的事情应该就是放手,让我们去寻找各自的幸福,不是吗?本来嘛,通常最后和我们相伴一生的人,往往不是我们最爱的、或最合拍的,只是他在对的时间出现了。

从朋友的示范说所的心情故事,我再来检视我现在面对感情、关系的心情。

明年我就34岁了,在这么多年的岁月里,经历过不少关系。由于我的固执,对于关系没有安全感,再加上在感情世界里我没有办法忍受委屈,而我亦从不解释,我放弃及错过一个曾经对我很重要的人。他很幸运,因为他在我懂得如何去爱及被爱的时间出现了,但是因为某些原因,我们仍然错过了,那他应该就是第二个了。

我还要在继续这样得到有失去的循环吗?尤其是经历了一段7年的感情之后?

朋友说“我现在如果要谈恋爱,我会去想我是否愿意与他发展成有结婚的可能性的关系”。这是我们这些坐三望四的朋友的写照吗?

我看看我身边的朋友,生命线的朋友们。单身而仍然没有感情寄托的人还真不少。我想可能就是我们太了解自己了,因此我们不会轻易的因为寂寞、因为想找个伴,就投入我们认为“不是”的关系里。享受这样的单身过程中,除了偶尔涌上点点失落感,再加上家人的压力之外,其实亦没有什么影响。

有一个认识了我20年的大哥哥,自从突然来到我的部落格,知道了我感情的事情,一直都很担心我,偶尔会打电话来看看我这小妹到底怎么样了。我曾经很对不起他 — 因为我当时很沉迷的处理我过去的创伤,而他是当时唯一了解的朋友,我没有办法面对他。当时我不知道,我不能面对他是因为我想忘记我曾经受过性侵害,我不能面对我的崔脆弱。

这样的过程中,我曾经很任性的拒绝了他的关心,而深深的伤害了他。可是,他从来就没有因此而放弃他的小妹 — 我。

我很幸运,在我有限的生命里,我一直遇到很多很好的人 —

我很想对曾经在我的生命里留下痕迹的朋友们“感谢你们让我更了解什么是生命,什么叫做珍惜 — 如果我曾经因为我的任性、固执而伤害了你们,我很抱歉 –”

幸福是可能的,只要我们愿意去看到、愿意发现 — 不是吗?